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跨越“卡夫丁峡谷”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发布时间:2018-10-22

(本文获上海市社联“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评选优秀论文奖)

民建上海市委理论研究委员会 毛韬

  导言

  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作的《序言》中提出人类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大胆预言和科学推断,并且希望俄国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然而,苏联经历长达74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因失脚跌落“卡夫丁峡谷”的万丈深渊之中。

  而同样作为昔日东方落后大国的中国,在近70年来自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兼收并蓄”的做法,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必须享用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的重要思想,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逐步构筑起人类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发展模式。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不断开拓创新,使其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创新国家+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三重鲜明特质为一体,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可借鉴、可复制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践行方法,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与世俱进且拥有创造力、正能量和负责任的大国一一中国,正在着力推进构建起新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以及构筑起一个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的大家园。

  一.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的由来

  所谓的“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法是来源于一个历史典故。即在公元前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期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堡附近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扼”,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队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词即由此而来,意思就是遭受最大的侮辱。马克思借喻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典故,来科学构想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定国度在特定条件之下,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和磨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受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着名的《法兰西内战》宣言,热情讴歌巴黎公社的光辉业绩,并彰显“公社的精神是不灭的,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由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长期沉寂低谷时期。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视野转向俄国、中国和印度等东方落后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孕育和发展。当时,马克思撰写了一系列古代史和人类学笔记,对史前社会经验与东方社会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在他的脑海中酝酿着东方社会有没有可能既完成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又可以缩短和减轻社会转型分娩时期的极大痛苦。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作的《序言》中,以十分明确的语言把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公诸于世:“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对俄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末落,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正在风起云涌地发展壮大起来,所以马克思在总结前期西方无产阶级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且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由此可见,当时马克思正着力构筑起一个人类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构想,为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进步发展,指明了一条能够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新路径,即: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从而揭示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之再生社会这一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

  二.人类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求证和历史意义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大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自1516年以英国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为标志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自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如何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创新发展,它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台阶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进程和实现模式,开拓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科学社会主义新纪元。马克思在他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和《伦敦手稿》中,把东方经济落后大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演进路径描绘为:东方专制的亚细亚所有制──“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这里马克思已经讲明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时,必须要“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些成果应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成功经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找到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社会实践根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着名的《论我国革命》文稿中针对中国、印度等落后大国革命前途做出科学预测:“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落后大国社会性质和民族民主革命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形式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仅用七年时间就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转变。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讲这段精辟的论述是我们党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要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写上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指出:“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尤其是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把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中有关“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所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坚实步伐和鲜明足迹,已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体系和丰富实践经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创举

  人类社会在探寻“社会主义成功之梦”进行了孜孜不倦地奋斗历程。1848年1月,法国着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所创立的“伊加利亚共和国”,这个袖珍版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试验最终于1856年彻底宣告失败。之后,1871年3月18日诞生的巴黎公社和1917年10月建立的苏维埃俄国都试探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路径,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究其没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这一系列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实践,都是完全避开了发展“市场经济”这个主要问题,采取所谓新经济政策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结果导致其社会经济基础无力承托起庞大的上层建筑,最终造成整个上层建筑“大厦”的轰然倒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其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时,首先构筑起了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彼岸的索道驿站。按照邓小平所讲的话:“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换句话说,没有强大生产力作为经济基础支撑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迟早都会垮台,这就是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硬道理。早在1979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段有关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论述,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构筑起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一座桥梁。对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一些思想认识上的误解,习近平同志在他撰写的一篇题目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的论文中予以指正地说:“马克思在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无序性等弊端进行分析时,曾提出过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生产进行计划的设想,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这样做。而且,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把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给历史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这既从源头上厘清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又解说分析了苏东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跌落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深层次原因。

  实际上早在10年之前,即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体现出内在的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具有优势和巨大活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跨越“卡夫丁峡谷”成功实践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障碍的巨大成就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成功实践,已经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它告诉世界,中国为什么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天堑障碍?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就在于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中国道路首先使中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物资短缺,尤其是食品的短缺,只能采用样样东西凭票供应,不要说如何吃的好了,能够让家家户户吃得饱都显得非常不容易。不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意味着中国人将继续贫穷困乏。当这个国家整个社会始终处于贫穷困乏的状态且找不到一个能够解决问题行之有效方法之时,那么,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没有强大的力量来跨越“卡夫丁峡谷”天堑障碍。此时,西方却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道路,其核心内容与上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其在拉美国家推行后所引发经济衰退和两极分化。苏东剧变之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将众多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全都推入了“卡夫丁峡谷”的万丈深渊,令这些国家人民皆饱尝了极大的痛苦。

  实际上早在2009年11月时,西方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已经公布过一份对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较的民意调查问卷,这次民意调查询问了全球27个国家2.9万人的意见。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只有美国和巴基斯坦有超过20%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行良好。在27个国家中,15个国家有半数以上认为大企业应该归国家所有或由国家控制多数股份,而这个观点最强烈的支持者恰恰来自曾经试验“休克疗法”的国家:俄罗斯有77%受访者赞同这一观点,乌克兰有75%。而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的印度,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需要用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这份民意问卷所反映的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痛苦和存在问题。而中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时,首先解决好13亿人民温饱问题;其次是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致富问题;最后还必须解决好“富裕与公平”的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曾经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困难。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出问题。”这也正是中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所碰到的许多荆棘和艰辛磨砺,为此,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五年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大会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共十九大报告还强调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当前,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好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个小康社会也不会是一个和谐社会。因此讲,只有建立在“大同”思想基础上的“小康”社会,才能长久安定和谐。“大同”与“小康”并提,最初出现于《礼记·礼运》之中。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下为公”,即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用。“大同”是孕育民族魂的精髓,是夯实“五位一体”的基石,是凝聚“振兴中华”的精神支柱,是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前提条件,是实现伟大“中国之梦”的共同目标。总而言之,“大同”思想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人民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大道之行”。因此,我们只有着力构建起“大同”思想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完全跨越整个“卡夫丁大峡谷”,迈向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境界,从而印证了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对人类社会形态理论进程的哲学论证(人的本质形成──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与经济学论证(自然形态的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正是40年之前的今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寻找到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中国道路。当初,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时,“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1992年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时期。可以说中国所走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一条成长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走一条适合本国的基本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中国道路。在对这条道路的理论先导上,明确了“不改章、不易帜”,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真可谓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间,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与理论上,我们从邓小平同志的“黑猫白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一直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公约数”新思想、“脱贫致富”新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科技创新”新思想、“创新驱动”新思想、“海洋强国”新思想、“一带一路”新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思想等一系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这些重要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积累、总结和升华。这些重要思想和理论也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结晶。

  从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作的《序言》中提出人类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大胆预言和科学推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实践——总结——再实践的不断探索践行、踏石留印。可以认为,当今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道路”发展路经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改革开放——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继续深化中国改革开放——构筑“一带一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17日,应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之邀请,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年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着名的《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主旨演讲。在深度把脉世界经济突出矛盾的基础上,习主席提出“中国方案”: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西方那些对抗、零和、排他为核心思想的“处方”被证实无效之后,习主席用这个包含传统哲学“天人相应”的“中国方案”,在强调必须顺应全球化这一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因地、因时、因人制宜,最终达到和谐与平衡。一方甫出,世界惊诧。

  一天后,习近平主席又在日内瓦万国宫,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演讲主题,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进一步解释“中国方案”——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外媒纷纷赞叹,两场演讲,习主席娓娓道来,如同一位“东方哲人”。

  习主席说道:3年多前,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今日,不仅在达沃斯,在世界各地,提到“中国方案”或中国影响力,许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都会想到“一带一路”倡议。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世界性的新话题。世界各国高度评价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世界各国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但是“一带一路”的机会与成果属于全世界,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科学真谛所在,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的不断拓展、延伸和发展,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所带来的利益和福祉,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上升至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从而彻底驳斥和粉碎西方对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及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之诬蔑和谎言。